加杠杆股票郭玉洁：残缺会使人容易同情他人的痛苦丨新春阅读

东兴口岸到越南下龙湾河内四日游费用行程：

先聊聊这笔钱的分配吧。一趟韩国飞中国的往返机票，哪怕是特价票，也得两三千块。假设她的目的地是个二线城市，比如成都、长春之类的，机票总得花掉一半预算。剩下两千多块，30天，一天也就不到一百块。这生活标准，说是“豪华”恐怕连她自己都难以信服。

2023年，结束了隔离与封锁，世界终于如人们所愿恢复了“正常”运转，却也令人忧心地恢复了发展的悖论：必须高速运转，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号角中前进，才能维系目前的社会秩序，可是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总有人被甩出，落在轨道之外，转得越快，甩出的人越多。留在轨道中的人出于恐惧，必须疯狂工作，维系系统的运转，直到自己也被甩出。如此恶性循环，人最终变成机器，变成数字，或是变成这二者的奴隶，却还在为这一现状而欢呼。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突破，就是最新的例子。

应该说，人们对此并非毫无察觉，“躺平”“内卷”等词汇的兴起，就表明了年轻一代面对发展主义时的抗拒。只是，这种抗拒会变成新的反思，新的社会可能性吗？

在这方面，女性主义一向有着丰富的思考资源。这几年大红的日本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一再强调，在她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弱者可以得到照顾的社会。而2023年译介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凯列班与女巫》也迅速成为热门书籍，其作者西尔维亚·费代里奇是一名年逾八十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她质疑了线性进步史观——即现在一定胜过过去，而未来又比今天好的观念，她提出，在妇女问题上，恰恰是早期资本主义将妇女编入现代家庭，进行无偿的再生产，反观前现代，社群、家族的存在，却更有可能为妇女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保护。

质疑线性进步史观，质疑发展主义，不是否定今天人类取得的各种成果（也许技术和物质是最显著的进步），而是当它成为唯一的话语，甚至驶入危险境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们还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在这个大命题之下，2023年最令我触动的一本书是后浪引进的非虚构著作《要命还是要灵魂》，作者安妮·法迪曼。书中描写的是一个苗族家庭在美国的就医经历。

美国也有苗族吗？没错。这支苗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北方，一千多年来一路往南迁徙，到黄河流域，再到中国西南的大山里，清朝后期由于被清军屡次围剿，再加上土地贫瘠、传染病肆虐等因素，将近五十万苗人收拾家当，驱赶牲口，翻山越岭迁往中南半岛，在今天的越南、老挝一带安顿下来。他们刀耕火种，善于打猎，自给自足，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在越战中，为了对抗越共在老挝的同盟军，美国中情局在老挝招募了一支超过三万人的苗族军队，辅助美军作战。当美军撤出越南时，除了高级将领，其余的苗族人都被抛弃了（就像后来的阿富汗人一样）。作者在书中写到当时的场景：

“一万多名苗人满怀期待地等待飞机回来接他们，等到他们发现飞机不会再来的时候，人们开始号哭，哭声在山谷里回荡。当天下午军事行动开始了，苗人扶老携幼，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始穿越高原，往泰国前进。”

《要命还是要灵魂：医病冲突中的跨文化误解》

[美]安妮·法迪曼著汤丽明等译

后浪·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2月

书中主人公李家所在的村寨没有被战争波及，也没有人被招募进军队，但照样被老挝新政权视为叛徒，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因此他们1979年从老挝逃离，先到泰国，再抵达美国。这些大量涌入美国的苗族人仍旧试图维持自己的社群和文化，这当然和当地社会形成了矛盾。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应该不难理解，就像那些早期的华人，他们离开唐人街就很难生活。何况苗族原本生活在高山上，那里和平地上的城市简直如同天壤之间。

在这个故事里，李家的女儿黎亚三个月时突发癫痫。在苗族传统中，癫痫是因为恶灵抓走了灵魂，这当然是一种身体缺陷，但这种缺陷会使人容易同情他人的苦难，所以癫痫患者有成为巫师的潜质。出于这个原因，黎亚在家里特别受到疼爱。

可是当黎亚被送入医院，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医生听不懂家属的描述，也没有翻译，因此发生了几次误诊。当总算有医生搞清楚状况时，由于处方太复杂，且经常改变，李家夫妇不懂英文，也不会写字，所以经常忘记医生的交代。除此之外，因为药物带来了很多副作用，他们拒绝给孩子喂药。因此卫生部门和儿童保护机构判定这对父母虐待儿童，将黎亚带走，为她寻找了寄养父母。

看到这里，似乎是今天网络世界经常见到的那种虐待儿童的愚昧父母受到负责任的现代福利机构惩罚的故事，但是，故事往下进行，那对经验非常丰富的寄养父母发现，这次机构犯错了，李家父母对黎亚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不应该被剥夺对孩子的抚养权。那么，问题发生在哪里？

这显然是一个被历史的动荡抖落到夹缝中的家庭。作者接近这对夫妻的时候，发现他们智慧、幽默，充满了爱。他们对作者说，必须告诉她苗族的文化，让她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这样她才能向医生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他们的信仰体系是万物有灵，“你的灵魂就像你的影子。在你难过、生病时，灵魂会像蝴蝶一样飘走，假使灵魂回来了，那是因为你当时很高兴，或你的病已经好了。”他们认为，黎亚的状况，最好是接受一些医学治疗，也接受一些医灵的仪式。他们并不排斥现代医学，却更像是现代医学体系/科学体系不能容纳不同的文化。

当作者问黎亚的母亲弗雅是否会想念老挝，弗雅说：“当你想到老挝，会想到你没有足够的食物，会想到肮脏、破烂的衣服，你就不愿多想。这里是很棒的国家，你过得很舒适，有东西吃。但是你语言不通，你要靠别人救济，如果人家不给钱，你就没得吃，甚至还可能饿死。我想念的是在老挝时自由的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稻米，以及自己的果树。我想念自由的感觉，我想念拥有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这是一个沉重、复杂的故事，却也十分动人。最令人触动的，是作者与这对夫妻建立起的情谊与跨文化的理解。苗族人的仪式、表达情感的方式，让作者得以反思现代文明。在本书最后，男主人公纳高去世，葬礼持续了三天三夜，人们用拖车送来一头长着巨大双角的牛，作为献祭。葬礼会场挤满悼亡的人，人们号哭着挤在棺材四周，场内有六个芦笙乐手和一面丧鼓。作者也站在纳高的棺材旁，拿着整叠纸巾擦眼泪，她想到自己的父母去世之后，为尊重父母的要求，没有举办葬礼，而且，母亲严厉禁止他们看她的遗体。她想，“我的文化好干涸，我们不知道如何哀悼，我们怕宣泄出来不得体，把情感哽在喉咙里。”

2、

另一个被历史的动荡抖入夹缝、又作出了动人描写的，是克罗地亚裔荷兰籍女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在小说《疼痛部》里，乌格雷西奇描写了这样一群“前南人”，“南”指南斯拉夫。这个在一战后形成的联邦共和国，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在铁托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之后，南斯拉夫也分裂为不同国家，可是，在解体过程中，几个国家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并升级为战争。

乌格雷西奇反对战争，也反对引发战争、并在战争中逐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克罗地亚舆论的猛烈攻击而难以立足。她只好开始流亡，最后定居在荷兰。

《疼痛部》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姜昊骞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年5月

在《疼痛部》中，叙事人“我”的身份和乌格雷西奇很像，“我”从克罗地亚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班上的同学都是被战争带到的“前南人”，有的取得了难民身份，有的还没有。有的是为了逃兵役，有的是跟着人来，就此留了下来。也有一些人，听说荷兰的福利和住宿都很好，“于是选择拿余额不明的生命换取饮之不尽的烈酒”。而他们来到课堂上，不过是为了延长居留。

这些失去了国家的人“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就能认出他们何以见得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脸上都印着无形的耳光。兔子似的闪烁神情，体内那种特别的紧张，嗅嗅空气以判断危险来自何方的动物本能”。

如果说《要命还是要灵魂》的作者是颇为典型的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异文化的闯入者时引发的反思，那么乌格雷西奇却处处表现出作为一个欧洲内部的边缘人、流浪者、冷战失败者，身体与内心都带着历史赋予的累累伤痕。

为了让来自不同族裔的同学们和平相处， “我”带大家回忆共同的过去：南斯拉夫。“国家按下了删除键，我按下了恢复键。他们在抹除南斯拉夫的过去，将每一件不幸都归罪于南斯拉夫，包括战争在内，而我通过构成了我们当年生活的寻常小事的形式唤起了过去，进行了一次失物招领活动。”但是，“我”也屡屡警觉，这一行动有可能是在美化过去，那些尚武的歌与故事，也许就是后来引发战争的内在力量之一。

故事最悲伤的部分，是一个学期结束，“我”和同学建立了情感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互相抚慰与治疗，第二个学期，系主任却告诉她，班里有同学举报她不好好上课，尽搞聚会。她感觉自己被背叛和伤害了，可是又无计可施，只能收起原来“自己人”的样子，更专业，也更冷淡地去做老师。

这样的讲述是太过简化这部小说了，事实上，乌格雷西奇的作品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叙事与思辨并行，有深入历史的犀利，也有苦涩的自嘲，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声音。尽管《疼痛部》所讲述的故事、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无解”——面对大历史，个人几乎是无能的，但这样的写作，又让人觉得很有力量。她坚持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而非克罗地亚独立后创造的克罗地亚语，她也并不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作为小语种作家，而且是被抛弃的语种，作为流亡者，她的位置再边缘不过，但她也就真正地可以像鲁迅所说的，“立于无地”，从绝望中走出路来，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写作者，也召唤出许多“无地自容”的读者。

3、

这两位作家都不是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但是她们女性的视角比比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也已不是女性主义ABC，而是带着这种视角进入所有的问题。我想推荐的第三本书，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生物学著作：《“她”的力量：性别、性和雌性动物掀起的演化生理学变革》。

达尔文以来的演化论，都认为演化的动力之一是性选择，即雄性互相竞争，以赢得和雌性的交配权与所有权。因此雄性的主动竞争，促成了生物演化，而与此相比，雌性少有变化的需求，只是附属物和被动的传递物。

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之后，这种演化论广受挑战。女性主义生物学家认为，这种演化观点是非常性别化的，它将人类——具体而言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关系照搬到了动物身上。这些生物学家来到野外，去观察各种被男性前辈忽视的雌性动物，并有了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

《“她”的力量：性别、性和雌性动物掀起的演化生理学变革》

[英]露西·库克著吴倩译

鹦鹉螺·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9月

这本书列举了这些发现。比如雌性鼹鼠具有雌雄两种生殖器，性激素水平也与雄性鼹鼠难以区分。事实上，雌雄同体的动物有很多，比如鱼类有五百多种，不仅如此，有一些鱼，比如小丑鱼，在感知到环境变化时会自主变换性别。这些现象向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性别？是性器官、性腺，还是性激素？有太多的动物处在雄性与雌性之间，难以严格区分。而换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模糊和多样（而非二元）才更可能是生物界的真实状况。如作者所说，我们需要摆脱性别的二元论，“性别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确定性的，而是一种动态、灵活的特征，就像其他特征一样是由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这些生物研究，有的很奇特，也有的很狰狞，动物求生存的过程非常残酷，雌性动物的故事也绝对不保证会温馨、美好。但是在这些故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倭黑猩猩和虎鲸的故事。

在很长时间内，黑猩猩被看作人类最近的亲戚，黑猩猩群暴力的征服/服从结构，也被用来合理化人类社会的父权等级制。然而，近些年来，科学家发现了倭黑猩猩——这个人类的另一个近亲，却是与黑猩猩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

倭黑猩猩是爱好和平、团结的母系族群，它们甚至和许多靠亲属（母女）关系结成的母系动物群落不同，成年倭黑猩猩会从出生群体中迁移出来，加入另一个群体，和没有亲缘关系的雌性结成同盟，“姐妹乌托邦”。这种同盟主导了倭黑猩猩的社会结构。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进行对比：倭黑猩猩群会坐下来共同进食，而黑猩猩则是首领吃完之后，其他黑猩猩才能进食。

作者在圣迭戈动物园，直观地感受到了倭黑猩猩的文化。她发现倭黑猩猩站立或直立行走时，就像是从艺术家对早期原始人的描绘场景中走出来的，尤其是女族长洛蕾塔，就像一个老奶奶，身上散发出睿智的权威气质。当地的帕里什博士从1989年开始定期记录这个族群的行为，当帕里什来到动物园，洛蕾塔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并立即直奔而来。作者写道，这只倭黑猩猩笔直地站在玻璃的另一边，用她琥珀色的眼睛深情地凝视着帕里什的眼睛，连连点头。帕里什也同样点头回应。然后洛蕾塔靠在玻璃上把头贴在上面。帕里什也照做了。两“人”隔着玻璃窗模拟梳理了20多分钟。有时候洛蕾塔把她的手放在玻璃上，科学家则将手放在对面，好像玻璃不存在一样。所有人都被这个场景震撼了。

洛蕾塔这位“老妇人“让作者确信，父权制和暴力并非我们的DNA决定的。

虎鲸，这种海洋大型生物，一般是以家族形态出现。领导者通常是一个年长雌性，因为她们有更强的辨别能力，能分清敌友，也能记得觅食的途径。大象也是如此。“领导大家族需要较高的影响力、知识水平和洞察力，才能赢得其他个体的尊重并让他们放心跟随，而不是借助优势地位和运用暴力。”

这些对于动物的新发现，也是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寻找未来的方向。一种和平的、对话的、社群主义的未来，是否还有可能？

这不只是女性或女性主义的问题，这是所有人的未来。就像人类学家项飙极富创造性地提出重建“附近”一样，另一个例子是，《繁花》的男主角扮演者，被毛尖称为一出现就“风调雨顺”的胡歌，在一次活动中被问及对2024年有什么希望，他没有说什么“吉祥如意”的套话，而是显然经过了认真思考地说：“希望所有人都远离战争。”没错，和平，这应该是我们的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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